人们常说，眼下就没有不涨价的东西。前些年还有八分钱一张的邮票，两分钱的火柴一直维持原价，可这两样也早已不复存在。琢磨了半天，还真让我想起一样没涨价的！六十年代在银行里开一个户，需要一块钱。时至今日，竟然没有任何变化，依然可以用一块钱在银行里开一个户头。我之所以对此记忆深刻，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在银行办的存折，是四十多年以前，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当时存入的金额是——一块零二分！
看到这，各位一定会笑我，可真够不开眼的，一块钱也值当的存银行吗？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，那时候的一块钱可是很值钱的，这么跟您说吧，我自小一直到十六岁参加工作之前，自己手里有超过一块钱的时候，总共也就那么有数的几回。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父亲每个月会给我和弟弟每人两毛钱，后来涨到三毛，赶上过春节才会给五毛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得给他磕一个头！
那时候东西便宜，铅笔2分一支，练习本6分一个，即使这么便宜，我平时用的也多半是买的处理品，在在交道口北边路西有一个商店，我们都管那叫废品商店，专门卖处理品，铅笔一大把，大概有十多支，原木色，外面没有油漆，有的会有破损，卖一毛钱；纸张论斤卖称，白报纸、绘图纸、牛皮纸、铜版纸等各种质感的纸张俱全，几毛钱一公斤，能买一大卷，我平时练习画画一直是买这种纸来用，甚至后来上了大学，画速写的纸依然是在那儿买的。
小孩都免不了爱吃点零嘴，也不过就是些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、三分钱一包的玉米花、三分钱一根的红果冰棍，偶尔吃一根五分钱的奶油冰棍，或是喝一瓶一毛钱的北冰洋汽水，那就算是很奢侈的享受了。
一项很主要的开销是在街上的小人书店里看小人书，一分钱一本，一般是和同学一起去，两人换着看，等于一分钱看两本。
每个月两、三毛钱，实在是太过拮据了，于是，免不了要动些歪脑筋来开源和节流。总结起来，大概有以下几种办法：
第一个办法就是搜，在母亲盛菜的篮子里翻，偶尔能找到三、两分的硬币，但从来没有发现超过一毛钱的时候。
第二个办法谓之截流，当时家里使用煤炉，开始烧煤球，后来改为蜂窝煤。引火的木柴必不可少，在国子监西口外头的煤铺里卖三分钱一斤，每次母亲命我去煤厂采买五斤木柴，我一般都是买四斤，于该款项中截流三分，据为己有。
第三条是卖废品。现在的废品不值钱，收废品的人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要，毛病多了，有时候恨不得让你倒找钱，才肯把东西搬走。那时候收废品的可不是这样，什么都收，我印象里性价比最高的有两样东西，第一种是骨头，那时候排骨卖三毛多一斤，大棒骨才一毛多一斤，吃剩下的骨头攒下来卖一回，怎么也能卖一、两毛钱，虽然知道剩骨头能卖钱，但毕竟机会不多，一年也不一定能吃上一两回。第二是牙膏皮，一管牙膏用完了剩下的牙膏皮，还能卖三分钱，隔一段时间就能卖一个。
说了这么多，您就知道当时我这一块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了。
拥有了存折这件事，当时在班里的同学中绝无仅有，得意之余，拿到班上去显摆，没想到被别人给惦记上了。
惦记这事的是一个姓李的同学，他家的院子是独门独院，只住了他们一家和他的三爷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他家里上课外小组。他的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大学问家，直到今天大家使用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委一栏里，还赫然写着他父亲的大名呐。他的三爷也很了得，黄埔军校毕业，曾经做过抗日名将赵登禹将军的参谋长。李同学在班里是属于比较淘气的那种孩子，经常会弄出些别出心裁的花样，我记得有一次，他把班里的一个女同学，五花大绑的捆在树上，他的手里挥舞着他三爷收藏的一把日本指挥刀，张牙舞爪的逼问女同学地下党的下落。
当时正是春天，学校要组织我们去颐和园春游，同学们兴奋异常，一年一度的春游，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无异于一次盛大的节日。不光是因为可以尽情的玩上一天，还因为可以尽兴的吃上一顿。带的饭和今天的孩子根本就没办法比，无外乎就是馒头、糖三角、包子、馅饼之类，最多也就是带个煮鸡蛋、苹果、鸭梨之类，如果谁能带点粉肠、面包、猪头肉，那简直就是土豪了！至于水一般没法带，因为当时水壶都是军用的，商店里没有卖的，所以很少有人家里有，那年头，谁要是出去玩的时候背个军用水壶，就如同当今女孩子背个LV的包，绝对的拉风！
在春游的前一天，李同学让我陪他去连部借水壶，亏他怎么想出来的，这连部是解放军的一个连队，他们的驻地在我家南边一条叫大格巷的胡同里，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附近的街道上巡逻，两个战士一组，腰里别着盒子枪，不紧不慢的在街上溜达。平时他们都在院子里训练，很少出来，每天早上起床，晚上熄灯，白天开饭，他们院里都会吹号，在我们家里听得清清楚楚。
叫开了大铁门，两个军人接待了我们，虽然是街坊，但我们和部队的人并不认识，和他们说明来意，大意是我们要去春游，需要用一些水壶，希望他们能借给我们。那两个人对视了一下，其中一个对我们说：“我们这儿没有水壶。”今天想起来，其实人家的意思很清楚，两个不知从哪儿蹦出来的小屁孩儿，第一不认识，第二也没拿着介绍信，人家凭什么借给我们水壶啊，真让我们把水壶拿走了，人家去哪儿找我们呀！偏赶上我们这位李同学一根筋，听不出人家话里的意思，还在那儿紧着跟人家对付，弄得那俩人没办法：“要不你们去我们团部问问。”“团部在哪儿啊？” “鸡姑寺！” “鸡姑寺在哪儿啊？” “珠市口！”人家那俩人这么跟我们说，明摆着就是个托词，估计我们肯定会知难而退，可李同学就偏有股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，非去不可，而且打上我那存折的主意了，千方百计动员我把钱取出来，俩人一块坐车去！足足跟我蘑菇了多半天，弄得我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带着他一起去了储蓄所。
当年的储蓄所和现在的银行营业厅有很大的不同，一排宽大的柜台把营业厅分成两个部分，顾客在柜台外面排队，营业员则坐在柜台里面的桌子旁，没有取号机，营业员给哪位顾客办理的时候会递给他一个铜牌子作为凭证。每笔业务都要由两个营业员经手，一人负责办理，另外一人负责审核。我的存折除去开户时存入的一块零二分，其间只存过一次，存进去可怜的五分钱，余额总共是一块零七分。那年头银行没有电脑，也没有打印机，营业员算账都是使用一种很小的袖珍算盘，一个营业员接过存折和我填好的单子，噼里啪啦的拨拉着算盘珠子，足足算了有两分钟，填单子、盖章、拿钱，再把所有这些递给另一个营业员，那个营业员又噼里啪啦的重新拨拉了一遍算盘，最后郑重其事的在存折和取款单上盖上自己的图章，这才叫了我的名字把钱递给我，我接过钱，很惊奇的发现，递给我的竟是一块零八分，存了一个多月，居然多了一分钱的利息，营业员翻来覆去的算了半天，估计利息到不了一分钱，四舍五入了吧！哈哈！
那时候公交车的票价是四分、七分、一毛一、一毛五……等，四分钱可以坐四站，以此类推。我们坐上公交车，从安定门到珠市口，再过去一站就是鸡姑寺，下了车跟路边一个大爷打听团部在哪儿，大爷竟然认识，直接就指给我们了！像这种既没有详细地址，又没有单位名称，搁在今天你上街打听，谁理你呀！慢慢折腾去吧！从鸡姑寺站往西走了没多远，又是一个大铁门，敲开门，接待我们的是两个解放军首长，态度挺和气，结果还是一样，人家照样不肯借。
从团部出来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头一次走这么远的路，事情还没有办成，我心里沮丧的不行，李同学却似乎兴致依然不减，又张罗着给老师打电话，汇报出去借水壶的过程。我觉得又不是老师布置的任务，有什么必要向老师汇报呐？架不住他软磨硬泡，只得依他。当然打电话的五分钱，也得是我买单。事情没有办成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为了省钱，每个人只买一张四分钱的车票，只坐了一半的公交车，其余下车自己走路。
今天回想起来，这次经历其实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我和李同学的性格,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我们今后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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